唐现之：广西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
唐现之（1897-1975）原名荣琛,别字献之，又名唐谷。广西桂林灌阳人。教育家，与梁漱溟、任中敏等合称广西教界“八怪”。1919 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民国时期曾任国立中山大学副教授、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山东乡村建设学院研究部导师兼训练部主任、广西省教育厅国民基础教育督导专员。1932年9月至1933年3月任广西师专筹备主任。1938年创办桂林师范学校，任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广西省第一图书馆馆长、广西省司法厅厅长。著有《十六薪传与教育》《教育随笔》《国民教师手册》等,译著有《近代教育家及其理论》《欧洲新学校》《近代西洋教育发达史》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时势好比是“血雨腥风卷落花”。国民党桂系兴办民团，需要大批青壮年乡村干部。而要培养人才,就要抓教育。1931 年冬,广西教育厅厅长李任仁到广州约见唐现之，表示愿意接纳唐现之重建广西高等师范教育的建议(清末广西曾有一所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师资，辛亥革命后停办)，请他回广西筹建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于是，1932 年春,唐现之毅然辞去中山大学优厚待遇的职务，携全家老幼顶着寒风，溯江西进，回到南宁，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筹备处主任，负责筹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筹建广西师专
这是民国成立后广西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最初计划校址设在当时的省府南宁邕江畔，以1929年停办的广西省立工程专门学校旧址为基础。1932年3月，已修建校舍四座。但唐现之念念不忘的是办所类似陶行知所办“晓庄模式”那样的师范院校,对校址设在南宁市区不甚满意。后经省政府委员会决议,广西师专于7月迁至桂林南郊僻静的西林公园,并添建宿舍及教室。迁校后，学校宿舍尚未竣工时，来校报到求学心切的学生已经超过百人。学生入学后，还协助建设校舍、开辟球场。唐现之筹备建校时以真诚办学的态度对待他人，严谨办学，要求学生要讲究个人的修养，要学习待人接物，要讲究个人的卫生，要以身作则，希望学生有着农民的身手,科学的头脑，以及有传教士的精神。他为人亲切和蔼，受到学生们的爱戴。他不希望学生参与政治，他认为读书有学问，学会生产技术,出来从事农村教育，才能救中国。他就是凭着这样一股热情投入到师专的工作中。
1932年6、7月间，广西师专在桂、邕、梧三个专区招生。唐现之亲自参与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第一届招生简章》的起草。内容大致为:第一，以培养中级教育行政人员和中学师资为宗旨;第二,招收对象为高中或高中师范毕业和有同等程度而在小学服务两年以上的男女青年，要有证明文件者;第三，训练科目分别设有军事训练、一般学科、专业学科,这三门学科下又分有多种不同类型的科目;第四,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教师从旁辅导;第五，学生待遇:学习期限两年，在校由学校供给膳食、书籍以及生活必需的零用，毕业后由省府分配到各县做教育行政人员或中等学校教师。招生简章一贴，各类人士报名踊跃。8月，师专登报发榜，进行招生考试，录取第一届新生120名，但实际到校的是108名。
教育救国的理想
在筹建学校时，唐现之召回在晓庄师范学习的赵清心进校学习，聘请了陶行知先生的高足张宗麟，教育家陈子明、罗干青、莫甘霖等人莅校任教。同时，他还宣传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试图把学生培养成一批“有农夫身手并且有科学头脑”的新型知识青年，分别到各县充任乡村师范教师，与农民结合起来改造教育、改造社会，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以教育学科为重点,科目有:党义,包括三民主义、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国文，分设学术文、文学概论、应用文;教育学科，分设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各科心理教育统计及测验、教育研究、教学法、教育问题、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实习;社会学科，分设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科学方法论、合作、农村经济及调查、政治学、世界大势、本省研究、乡村自治；自然，开设生物、理化常识；农业，开设衣业概论、田间工作。各门课程没有固定的教材，全由教师按照述的三个培养目标自定，教学方法也不拘一格，这样的教育计划和培养目标，反映出了唐现之筹办师专的指导思想和抱负。以及他努力发展广西乡村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
《锄头歌》的回响
9月初开学的第一天,全体新生集齐在梅厅前，唐现之戴着一副眼镜，面带笑容，向全体新生介绍老师:国文教师罗干青，教育心理学教师陈子明，畜牧教师莫甘霖，还有园艺教师吕悠然等，教育概论由唐现之兼课。他注重学生教育,不仅聘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教师，还购进了很多图书,比如杜威的著作，关于丹麦民众教育的著作，梁漱溟的关于“乡村建设"“村治运动”的著作，以及陶行知先生早年的教育著作等,多在教育、农业、文史方面。当他介绍到同学时，很诙谐地说千百年前的梁山,出现了108个英雄;千百年后的今天，雁山也来了108条好汉。他说到这里，同学们按捺不住都大声发笑了。原来，师专是穷人家子弟的学校,学校重视农业实践教育,开设农业生产技术课程，每位同学都分得一块地。学生要穿草鞋、下农田、挑大粪，干农活，即便考上的一些阔家子弟也打退堂鼓了。
每天早上的朝会，唐现之都会陪伴同学们学习，和同学们谈生活谈学习、谈进修。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他常挂在嘴边，要求师生要真正做到学什么、教什么、做什么。当时师生生活艰苦朴素,穿草鞋，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学习的风气很好，在社会上影响也较好。每天下午，百余同学,挥舞锄头镰刀,开荒辟土。一首陶行知先生编的《锄头歌》“手把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嗨，依呀嗨,呀荷嗨，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呀依呀嗨,呀荷嗨!”的歌声常常荡漾在整个师专校园内。他夜晚一定要到学生的自修室走一走，看看学生是否有疑难问题,并且尽快帮学生解决问题。他总是尽量争取时间与学生接触，学生也喜欢与他交流。在师生关系方面，他反对传统的“师道尊严”，提出建立亲密、友好的师生关系,他自己还以身作则，搬到集体宿舍去住，身体力行，与学生同吃、同劳动。唐现之培养了同学们一种艰苦朴素友爱团结的作风。校长杨东莼也赞扬道:“同学们的自学精神是唐主任一手培养起来的。”
教育工作者应当像蜡烛一样
唐现之曾歌颂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当像蜡烛一样,牺牲自己，照亮他人。别的科任老师上课，只发讲义，没有课本。他上课很特别，连讲义也没有。他崇尚孔孟之道，经常告诚同学们要注意修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意言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胜感慨。他要求学生一个学期读完10本教育书籍，比如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梁漱溟著的《中华民族最后之觉悟》和《东方文化及其哲学》等,学期期末做好笔记交给他。他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的教育工作者。
在师专任职期间，唐现之尽责尽职，注重教学方法，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主张，计划在学校建立一个科学馆，成为全省研究的场所，并且帮助本校的毕业生解决有关科学的问题，也为无力升学而有志研究的本省青年提供科研条件。他还决定扩建学校农场，用作农业实验场，研究本省农业科学和协助毕业生解决农业上所发生的问题。他主张扩大学校图书馆为全省之模范图书馆，搜集本省文献资料,并与各县乡村师范联系,实行图书馆流通借阅制，帮助毕业生及全省教员解答问题，让劳动与学习相结合，边学习、边劳动，校园里弥漫着和谐的气氛，到处是欢歌笑语,充满着活力，经常可以看到老师和学生三五成群地在校园里或马路上边散步边谈论学习。
唐现之作为师专的筹备者，他坚定着自己的选择,心怀以民为本、力行民主、主张仁爱、社会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等思想办学，为师专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在《向上与向下》一文中写道:“我们应当保持我们固有的朝气，大处着眼(高尚的理想)，小处下手(检点生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清风徐来,用真情、真心、真诚对待每一件事，无愧于心。他对师专的贡献，对学生教育的孜孜不倦，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红烛发光发热，精心培育国家良材”赞颂的就是他这样的一代师者。
1933年春，唐现之离开师专，调回广西教育厅。1937年，唐现之怀着对师范教育的热爱，筹办桂林师范学校，并于1938年成为桂林师范学校(今桂林师专)的首任校长。他的教育之路继续向前。
杨东莼：在桂林缔造“小莫斯科”
杨东莼(1900--1979),原名岂匏，号人杞,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教育家。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前往日本留学。民国时期曾任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著有《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以及译作《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等。
杨东莼不是桂林人，但其生命旅途却几经桂林，曾三次在桂林出任校长，为桂林乃至广西的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就是他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今广西师大前身)的首任校长，缔造了一所“小莫斯科”式的民主进步大学。
32岁的大学校长
1932年，桂系当局在桂林南郊的西林公园(今雁山园)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这是广西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也是李宗仁、白崇禧培养新政人才的重要措施。到秋季入学时，筹备主任唐现之已把学校筹建起来，而邀请什么人担当首任校长之职，这个问题摆在了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的面前。一日，白崇禧的作战室主任参谋刘斐，突然跑来向他推荐杨东莼。刘斐对李任仁说:“杨东莼是北京大学高才生，又留学日本，是大学问家，做师专校长完全够格。”
李任仁曾是白崇禧的小学老师，比白崇禧年长6岁，两人过从甚密。他也知道刘斐与白崇禧关系非同一般,刘斐的岳父是小有名气的老中医，曾救过白崇禧命，白崇禧便把刘斐带在身边悉心裁培。刘斐推荐的人选杨东莼是个小有名气的进步学者，是经过白崇禧首肯或授意而提出的,李任仁自然同意这个提议。刘斐为何推荐杨东莼呢?原来，杨东莼与刘斐皆为湖南醴陵人，是“幼同里,长同校”的好友。1913年杨东莼在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读书的时候,曾和刘斐、朱克靖、汪泽楷等十三名同学搞了一次罢课学潮，延续七十五天。1919年,19岁的杨东莼考入北京大学后，参加过五四运动。1923年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朱克靖、汪泽楷也都成为早期中共党员。刘斐则在白崇禧的培养下成为桂系的青年军官。1927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不能在长沙立足的杨东莼在友人资助下于12月东渡日本留学。恰巧此时刘斐也在日本，他是被白崇禧保送去学军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杨东莼与刘斐在东京街头巧遇。刘斐学成后回到广西，继续留在白崇襠身边工作，一直想把杨东莼推荐给白崇禧。因为这位昔日的北大才子已逐渐成长为满腹经纶的青年学者——抵日后杨东莼翻译、著述多有成就，他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出版后在中国学术文化界广受好评;他撰写的《本国文化史大纲》1931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影响甚大。广西师专的创办，总算让刘斐找到了适合杨东莼大展身手的好职位。
李任仁同意聘请杨东莼出任校长。刘斐旋即写信给正在上海从事历史、哲学研究的杨东莼,通知他速来桂林任职。
1932年8月，杨东莼抵达桂林。刘斐和桂林县县长田良骥等人陪同他前往省府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见面。白崇禧叮嘱杨东莼要想办法办好师专,为广西培养更多的人才。10月12日，学校补行开校暨校长就职典礼，杨东莼从李任仁手中接过红绸包着的校印，就这样,32岁的杨东莼顺利出任广西师专首任校长。
以团体训练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1932年的广西,高等教育刚起步,除了广西师专，仅有广西大学、广西法政专门学校、广西边务学校三所高等学校。杨东莼想把广西师专办成一所怎样的大学?他在就职典礼时说:“师专是对现有的学校或过去的师范学校革命而产生的——这便是创办师专的特殊的意义。”显然,他此番办学带有革故鼎新的意味。杨东莼担任首任校长后，广西师专的办学指导思想逐渐从筹备主任唐现之的“田园教育"转为“团体训练"。杨东莼在师专校刊发表《我们对团体训练应有的认识》一文，开篇即指出:“团体训练是师专学校的根本精神，是师专学校一切活动的灵魂。”他希望以团体训练打破学生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生观，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杨东莼还多次在师专礼堂作关于集体生活问题的演讲，带领教师们设计了许多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措施。
首先，为集体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学生只需交少量学费,其余都是公费。每人发两套衣服一件棉大衣，毛巾、肥皂、笔记本也都统一发放。膳食每月6元，由各班学生代表组成膳食委员会自行管理。医药由卫生所全包。军训、宿舍的床位以班为单位，浴室是集体澡堂。编队、出操、内勤等也都按照集体生活的要求安排。
其次，以制度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杨东莼采取了一些细致的措施:各届学生的编班，尽量把有同乡或老同学关系的学生分开，避免形成小团体;各班教室的座位每学期调换一次;宿舍是三四十人同住的大房间，床位也是每学期调换一次;膳厅的座位是全校各班混合编席的，每个月末调换一次。
再次，成立了各种学生团体组织。为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民主管理的能力，杨东莼鼓励学生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各种自治团体。当时的学生自治团体，规模最大的是健康委员会，分膳食、体育、清洁、游艺4组;其次是出版委员会，分壁报、校刊、编剪、通讯4组;第三是剧团;第四是远足旅行团;第五是田间的工作小组。学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音乐演奏、唱歌弈棋、打球,每学期开两三次联欢晚会，师生合演话剧,表演节目。每次联欢晚会,师生们都要请杨东莼唱京剧，他唱须生，爱唱《四郎探母》《打渔杀家》《武松打虎》等选段，表演十分精彩，大家常常鼓掌要他“再来一个”。
此外，当时师专最具有集体主义和自我教育意义的措施就是定期召开分班分组的“生活促进会”。会上，每个学生主动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开展自我批评，争取其他同学的帮助，同时也要对别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虽然师专远离桂林城20余公里,但师生们并不感到生活枯寂，而是觉得严肃、活泼、充实,弥漫着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风气，这正是“团体训练”的良好效果。
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都以苏联为师，或多或少地输人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管理模式，走上了集体主义的路子。尤其是桂系当局,在“三自三寓"方针指导下建设“新广西”,在乡村广泛组建民团，普遍设立国民基础学校，对青壮年施以政治上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同时，要求公务员节衣缩食、廉洁奉公，只能穿布鞋和灰布衣。于是，全广西上至省主席，下至普通公务员,乃至教师学生、老百姓，一律穿上灰布衣，成为举国惊叹的“新广西”风景。
杨东莼就任校长后，也穿上了灰布衣，足踏黑布鞋，住在校园里幽静的涵通楼，非有公务,不进桂林城。他俸禄甚薄，但朋友或学生有困难，却乐于解囊相助。
低调构建“小莫斯科”
杨东莼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学生埋头死读书不符合国家的需要。面对桂系当局有限度的“开明"和“进步”，他在蒋桂矛盾的夹缝里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提倡学生关心国事，探究社会现实问题，试图培养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
杨东莼广邀朱克靖、汪泽楷、金奎光(金星淑)、薛暮桥、张海鳌、沈起予等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前来任教,开设了大量新兴社会科学课程，组织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
教学方面，杨东莼实施“自由研究"的方针，把课堂讲课与学生自学、小组讨论结合起来。每天上午安排三四节课，下午的时间由学生自由支配,有的学生到教学楼二楼的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有的则在一楼教室里读书、记笔记。晚上自修，学生整理当天的笔记预习次日的功课。每个学生还制定了个人的自学计划，规定一个时期学习的目标内容、进度以及要解决的问题等。
师专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新书古籍，兼包并蓄当时圆内出版的进步书刊，凡是能买到的都买来了，包括马恩列斯的书籍，还有李大钊陈独秀、艾思奇、鲁迅的著作。当时学生读的热门书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杨东钱的《本国文化史大纲》、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等。
杨东莼是早期共产党员，师专的一些师生想通过他加人共产党,但是考虑到当时广西的政局，杨东莼慎重决定，不在师专发展党员。1933年，美术老师官亦民坦率地向他要求介绍入党，军训大队部大队长杨必声则建议他在校内建立共产党支部，他都谢绝了。因为他曾和朱克靖薛暮桥等人商量过，认为一是没有党组织领导，不好建党;二是不建党可以把师专办得长久一些，多培养些革命青年，以后他们有了觉悟，自己能找到党的。果然如此，1935年，官亦民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留东支部宣传部长。1936年，师专学生陶保桓、郭英布、路伟良(杨江)、曾世钦相继入党。9月,陶保桓、曾世钦和《桂林日报》的庞敦志建立了中共桂林支部，陶保桓任支都书记。就这样，杨东莼默默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引导师专师生追寻党的足迹。
杨东莼把师专办得像马克思主义学院，被称为“小莫斯科”，这引起了桂系当局的注意。白崇禧发现曾在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的朱克靖在广西师专，就把他礼送出境了，杨东莼感到处境艰难。一日，他与薛暮桥等教师商量是否向白崇禧提出辞职时，送报人员送来了报纸，上面竟刊载着:“杨东莼辞职照准。”这其实是白崇禧给杨东莼的一纸逐客令。
1934年4月,杨东莼被迫离开师专。其后，桂系当局安排了新校长，加强了对师专的管制,并于1936年6月,将其并入广西大学,成为其中的文法学院。
杨东莼缔造的这所“小莫斯科”式的大学虽然仅有短短数年的办学历程，但其深深影响了一批广西学子的思想，促使他们走上进步之路，也助推着八桂大地的革命浪潮。
伍纯道：艺术教育的先驱
伍纯道(1932—1993)，字辛治,号三不足斋主、伴月楼主。广西桂林人。著名书法家，广西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自幼随祖父学习书法,作品入选第一、二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1988年创办广西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奖励。出版有《伍纯道书法作品选》等。
伍纯道是个地道的桂林人，也是个很有文人风骨和胸襟的读书人。他生于斯，长于斯,用尽毕生心血,为广西师范大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手筹建的艺术教育系，现已发展成为广西师范大学知名度颇高的三大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和设计学院。
简居“伴月楼”
1955年，伍纯道通过高考进入广西师院(广西师大的前身)，经过两年的寒窗苦读，毕业后走上了教师岗位。1980年,他受聘回到广西师大中文系任教。从这以后，他就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了广西师大。
他的书法造诣极高，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较大影响力。1984年以来，曾先后四次应邀赴日本进行书艺交流，三次举办个人书法展览。他的工资在教师中算是很高的了,加上他出售书法作品所得，更是足以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他的生活却一直过得出奇的简朴。四次赴日本交流,没有一次为自己或家人带回来任何进口的“高档产品”。因为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丰富，而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他的家中摆放的都是些陈旧而过时的家具，曾经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他送了一台彩电，还有一位港商送了他一部收录机，他全都捐给了学校。在他的家中,更多的是书籍、字画，满屋都是墨香。
他曾说:“我在生活上要求不高，过得去就行了，知足常乐嘛。我有一首自题的印章边款小诗:‘余常夜读，至鸡鸣方寐，人笑余伴月。’所以，我这房子就称为‘伴月楼’。
筹建艺术教育系
1985年,学校决定让伍纯道负责组建公共艺术教研室，并在此基础上筹建艺术教育系。初到广西师大任教时，他主要教的是当代文学经过四年多的时间，他已经相当熟练地掌握了这方面课程的教学方法。然而“一夜之间又‘刀枪人库，马放南山’，弃之不用”，怎么不让人痛惜?况且当时学校的书法基础课和美术、音乐欣赏等课都是附设的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心目中，公共艺术教研室并没有什么地位，艺术教育系的建立工作要开展起来有多大的困难可想而知。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接下了任务，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共艺术教育和艺术教育系的筹建工作中去。
公共艺术教研室很快在他的领导下组建起来。这还只是第一步，要建立艺术教育系，还有重重挑战在等着他。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老师、同学们都认可艺术教育系，认识到建立艺术教育系的必要性?1987 年，他组织教研室的老师们深人桂林十二个县走访了几十所中学。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桂林的中学艺术师资平均每所中学仅0.8人，要按照广西当时的艺术师资培养能力，要到2000年才能满足全区中等学校艺术师资的需要，艺术教育系的重要性已经一目了然了。
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他也更加有干劲了，筹集资金、招募人员、购买设备....他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重担。然而建立一个系又怎么会是件轻松的事呢?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工作到深夜，基本上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始终坚持一 个原则:身体和事业发生矛盾时，身体必须服从事业。高血压、哮喘病...多种疾病缠身，学校领导、老师们都劝他多注意休息，他却更受到激励，工作起来更加卖力。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艺术教育系终于建立起来,并且逐渐步入正轨。
无私奉献“损己利人”
为了艺术教育系的发展，伍纯道将自己的一个存折专门交给艺术系办公室保管，他所得的奖金及卖书法作品获得的部分收入，都存入这个存折,用于该系各种教学活动。他还将自己三次赴日本举办的个人书法展所得15万元全部献给了学校，还多次采取义卖书法作品等方式为系里筹集资金。
有一次，他用自己筹到的钱买了艺术教育系所需的教学用品东西运到北京，需要他亲自去办理手续领取。他出示了各种证明，说明这些东西是用于教学的，但有关部门还是硬要他补交税款。他带去的钱本来就已经不多了,交了税，剩下的钱竟连买一张回桂林的卧铺票都不够 ，只能买了一张硬座的票回来。 他的身体本来就一直很不好，又上了年纪，连续坐了一天两夜的长途火车到桂林时两只脚用得连鞋都穿不进去了，最后只得趿拉着鞋子走出火车站。
作为一个驰名中外的书法家。这么狼狈的温遇，换作其他人，恐怕很难忍受，但他却毫无怨言，他关心的只是那批教学用具够对系里的教学起多大的作用，而对于自己的身体，他竟没有有过多的在意。
他这种“损己利人”的精神同样影响着他的家人，他的做法一直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他的妻子还跟他商量着将一笔存款捐出去的事。
严格律己严格教学
伍纯道对自己、对家人一直都很严格。他十分重视自己的言行。有一次他为别人写了一幅字，写好之后自己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他的妻子见还没有落款，就对他说，不如留下来搞展览，另外给那位同志写一幅。他却说，怎么能这样作呢?这是为别人写的,不管有没有送出去，都已经是别人的了，怎么能自己留下呢?况且要给别人当然要给最好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他有严重的痔疾，有一次上课流血，裤子都浸红了一片,他还是坚持到把课上完才离开。他时常告诚家人:要以诚待人，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女儿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他就对女儿说，要道节约，自食其力。女儿结婚的时候，他写了副对联给女儿、女婿为结婚礼物:“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他对学生同样十分严厉，有时看到学生学习书法急于求不循规矩，哗众取宠，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严肃批评。但学生却依旧十分爱戴敬重他，因为他把学生放在心里，总是关心爱护学生。有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学生，他会时常送去纸张笔墨，遇到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他总是耐心教导。有一次，他收到一位农民子弟寄来向他求学的信，他了解到这位素未谋面的学生身患残，亲自奔波数百里去看望他，鼓励、资助他学习,并亲自找车接他到桂林来就医。他就这样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弟子。
1993年5月10日，伍纯道因病抢救无效逝世。大师虽然离去,但他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也为祖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如今,伍纯道有许多优秀的学生，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道德品行上,都很值得大家敬仰，俨然一派大师风范,深得伍纯道的真传。
